载人航天工程总设计师、全国政协委员周建平:第三批航天员将有科学家入选

载人航天工程总设计师、全国政协委员周建平:第三批航天员将有科学家入选
载人航天工程总设计师周建平委员日前全国政协十三届三次会议网络视频采访中透露,第三批航天员选拔将不限于飞行员,还包括飞行工程师和有效载荷专家即科学家。周建平说,第三批航天员选拔是为了去空间站执行任务,将科学家送入太空,让他们利用专业知识来操作先进的实验设备,根据需要调整和完善方案,效率更高,效果更好。第三批航天员选拔工作将于今年7月前后完成。周建平表示,长征五号B运载火箭的首飞成功,拉开了我国空间站建造的序幕。“我们将在明年开始空间站关键技术验证和建造阶段的发射任务。”他说,首先是发射核心舱,航天员将在核心舱里生活和工作更长时间。然后陆续发射神州载人飞船和货运飞船,与核心舱对接,构成空间站基本型,其间还会发射神舟载人飞船和货运飞船,运送航天员和物资。总计11次的飞行任务将在两年内完成。周建平说,空间站将布局大量科学实验装置,包括空间生命科学、空间材料科学、空间微重力科学、燃烧科学、基础物理学以及天文学的研究设备,“太空的独特优势如微重力现象,会让我们认识很多现象,发现新规律”。周建平透露,中国空间站还将建一个具备强大能力的巡天望远镜,对太空进行巡天观测,“促使人类对宇宙起源、宜居行星等大家感兴趣的问题进行探索,获取新的发现和认识”。航天员是乘坐航天器进入太空飞行的人员,也叫宇航员。

抗疫斗争的中国精神:同舟共济 守望相助-新冠肺炎

抗疫斗争的中国精神:同舟共济 守望相助|新冠肺炎
“只要坚定信心、同舟共济、科学防治、精准施策,我们就一定能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回望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之初,习近平总书记铿锵有力的宣言,为我们打赢这场史无前例的战役提供了科学指引,凝聚起了14亿人民抗击疫情的信心、决心。 在这场严峻斗争中,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把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全国一盘棋,上下一条心,中华民族又一次迸发出气壮山河的强大凝聚力,万众一心、同舟共济、守望相助,为这个伟大的新时代写下了最生动的历史注脚。 此刻,三个多月来那些刻骨铭心的记忆,那些坚强的身影,那些勇敢的逆行,描绘出一幅幅传递温暖、助添力量、共同战“疫”的最美画卷。 中国精神凝聚中国力量。这力量来自英雄的白衣战士,他们冲锋在前、奋不顾身,在防控一线筑起一道钢铁长城;这力量来自英雄的科研工作者,他们临危受命、昼夜攻关,只为制造对抗疫魔的关键武器;这力量来自英雄的武汉人民,他们识大体、顾大局,用76个日夜的苦苦坚守为战“疫”胜利赢得了宝贵的时间;这力量来自那些穿梭于大街小巷的快递小哥、日夜奔波在社区中的基层干部、风雨中执勤的公安干警,还有那一个个平凡的你我他……在这场没有硝烟的战斗中,每一个中国人都是中国精神的诠释者,更是担当者、行动者、贡献者。 同舟共济凝心聚力,守望相助共克时艰。14亿人民,同呼吸、共命运,手牵手、心连心,汇聚起无坚不摧的战“疫”合力,取得了人类抗疫史上令人惊叹的重大战略成果。 中国效率为证:医疗救援队24小时内集结,除夕夜“白衣执甲、逆行出征”;10余个昼夜,火神山、雷神山医院拔地而起;广大基层工作者和人民群众众志成城,“群防群治”“联防联控”“外防输入、内防反弹”,迅速在神州大地构筑起一道道坚固防线…… 中国力量为证:4月8日,封闭76天的武汉解封;4月15日,火神山、雷神山医院双双关闭;4月26日,武汉在院患者清零。目前,疫情进入常态化防控阶段,复工复产正全面推进,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平均开工率和复岗率分别超99%和95%…… 中华民族同舟共济、守望相助的内在精神与社会主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充分结合,让我们将压力转化为动力,坚信“克服了危即是机”,集中展现了一个伟大民族的顽强意志和精神品质。 习近平总书记勉励我们:“在大战中践行初心使命,在大考中交出合格答卷。”经此一役,我们党的领导力、凝聚力、战斗力、号召力更加坚强有力,全国人民在淬炼后更加团结、更有韧性,更加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 “中华民族历史上经历过很多磨难,但从来没有被压垮过,而是愈挫愈勇,不断在磨难中成长、从磨难中奋起。”千百年来,中华民族不屈不挠的民族精神、亿万中国人传承的同舟共济守望相助的家国情怀,已经在这场必将载入史册的抗疫斗争伟大实践中得以弘扬,必将激发起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强大动力。(央视评论员)

起底政治掮客苏洪波:“精神缺钙”干部把他奉为能人

起底政治掮客苏洪波:“精神缺钙”干部把他奉为能人
饭局。(图片来自《政治掮客苏洪波》警示教育片) “交往当中,秦光荣叫我的名字,洪波这样子。白恩培叫苏总,曹建方也是叫苏总……” “秦光荣对我那么客气那么尊重,白恩培对我那么客气那么尊重,旁边坐着吃饭的人感觉就不一样了……” 苏洪波,一个普通的商人,为何与两任云南省委书记那么亲近?他有何种能力,竟让云南一些领导干部以能攀上他为荣,以能进入他的圈子而觉得有面子?这个给云南干部工作造成巨大冲击,严重污染和破坏了云南政治生态的政治掮客,到底有什么来头? 他把自己包装成手眼通天、无所不能的人物 苏洪波刻意营造自己来头大、靠山硬、关系广等身份背景,抓住白恩培、秦光荣不轨之念、不轨之思,故布迷阵,在两任省委书记在任期间左右逢源,被白恩培、秦光荣奉为座上宾。 2019年9月26日,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发布了秦光荣被开除党籍的消息。“严重破坏党的组织路线,扭曲用人导向”“毫无纪法意识,与不法私营企业主沆瀣一气,肆无忌惮聚钱敛财,大搞权钱交易,在职务晋升、企业经营等方面为他人谋利,并非法收受财物,对任职地区的政治生态造成严重破坏,对党的事业和形象造成严重危害”等行为是秦光荣严重违纪行为中的重要内容。 秦光荣担任云南省委书记后,不仅没有肃清白恩培的恶劣影响,反而换个形式滋长“山头主义”和帮派现象,变着法子违背党的组织路线、形成自己的小圈子,导致云南政治生态中正气不彰、歪风横行,污染不断扩散。而其中推波助澜者,就是被秦光荣亲切称呼为“洪波”的苏洪波。 苏洪波,男,汉族,曾在云南省计划委员会培训中心工作。 “1989年,我到云南省计划委员会培训中心工作,任接待科科长。我在省计委培训中心那个地方,认识曹建方(云南省委原常委、秘书长,已被查处),很多领导干部,都是在这个地方认识的。”苏洪波说。后来,他下海经商。 苏洪波说:“我没有什么背景,我所有这些东西,我应该这样说,我可能从头到尾,算取巧比较多了。” 苏洪波说自己取了巧,是什么巧呢?一个商人,怎么就能取得白恩培、秦光荣的信任呢? 原来,2003年全国两会期间,白恩培邀请某领导吃饭,巧遇苏洪波以及另一桌吃饭的一群人,其中不乏领导干部。为凑热闹两桌客人合成了一桌。当天,白恩培通过这次吃饭认识了一些领导干部。 也是通过这次吃饭,白恩培认为苏洪波在北京关系广、有人脉,手眼通天,能帮上自己,于是大大拉近了与苏洪波的关系。两人交往渐密,以至于苏洪波每次到云南,白恩培都要请他到家中吃饭聊天。 “我每次到昆明来,白(恩培)都会知道。而且他不管陪多大的领导,8点钟,他老婆都会叫我去他家里的,基本上我去他家,他不管陪谁,8点钟都会回来陪我喝点酒,聊聊天。”苏洪波说。 “2005年的时候他(苏洪波)又回到云南,当时给我的感觉就是他方方面面发展得不错,在北京人脉关系也有,当时觉得他跟白恩培,但是不知道他和秦关系有多密切,后来才知道。”云南省委原常委、秘书长曹建方说。 “秦光荣,我从来没有主动打电话给他说书记或者省长我们吃顿饭,没有这样过。吃饭都是他主动安排的。他让曹建方安排我吃饭,我来了,他都要来陪我散散步,每天都陪我散散步。”苏洪波说。 无利不起早。两任省委书记对苏洪波“关爱有加”是有其目的的。无非是看中苏洪波所谓的“来头”和关系,为自己搭天线、攀高枝,为政治上的更高追求谋求捷径和便利。 精明的苏洪波马上意识到了自己身上所谓的光环能带来什么。为了取信于云南干部,苏洪波奔走于北京和云南两地,刻意营造自己来头大、靠山硬、关系广等身份背景,把自己包装成手眼通天、法力无边、无所不能的人物,一副神龙见首不见尾、神神秘秘的样子。他借势而上,抓住白恩培、秦光荣不轨之念、不轨之思,故布迷阵,在两任省委书记在任期间左右逢源,被奉为座上宾。 “看不清楚他,感觉派头很大,气势很大,那种高高在上,有那种感觉。”一位与苏洪波有交往的云南干部称。 “苏洪波这个人很精明,他情商高,很会察言观色,善交际,会忽悠。”办案人员表示,苏洪波“会来事”,积累了一定的人脉,熟悉体制内的运作规律,深谙所谓官场“潜规则”,这成为他日后在云南官场呼风唤雨的重要资本。 一些“精神缺钙”的干部把他奉为能人,刻意攀附 苏洪波一靠“计谋”圈住高级干部,二靠高级干部为其站台撑面子,三靠高级干部的所谓青睐吸引其他干部靠近他,四靠组成自己的官商圈子,其最终目的就是四个字:获取利益。 当然,靠碰巧是不长久的。苏洪波并不傻,他处心积虑要释放信号、做点“事情”给云南的干部看看,不断加深别人对其“来头大、靠山硬、关系广”的印象。 “那次,在外面吃饭,吃着吃着不高兴了,我拍着桌子就走。后来很多人跟我说,当时很多省里人都在,就传得很广,说这个人省委书记的饭局他都敢拍着桌子就走。所以有一帮人,就愿意和我打交道了,那么自己也很喜欢这种感觉。”苏洪波说。 其实是很简单的套路和把戏,但恰恰击中了一些党员干部的“软肋”。苏洪波利用所谓的官场“潜规则”,让一些“精神缺钙”的干部把他奉为“能人”,刻意攀附,唯恐不识。 “自然也希望通过他和省领导熟悉,通过和领导的熟悉,是为自己的工作环境创造条件。当然也希望通过这个方式,得到领导的认可。事实上这也是一种圈子文化,一种依附的现象。”一位与苏洪波有交往的云南干部说。 渐渐地,苏洪波在与一些云南干部打交道、一起吃吃喝喝中,就以“代言人”自居,甚至与一些省级干部吃饭时,都当仁不让地坐在主位上。一些厅级领导干部对其毕恭毕敬,生怕得罪。 “我也有意识无意识地把一些东西跟他们说一说,他们就觉得我不一样。后来觉得这个东西对我还是挺有用的。曹建方有些什么事情,还让我去跟这些人说。这样假如我要做些什么事情,我要办个什么事情,非常方便。”苏洪波说。 “其实他就说那东西,感觉派头很大,口气很大,但是不会说得很具体。曹建方称他为首长,毕恭毕敬。”与苏洪波有交往的一名云南干部说。 说话说半句,故作神秘,称谓有讲究,不说职务说“首长”,苏洪波包装自己的手段可谓煞费苦心,收到的效果也很明显,很多干部就被他给忽悠住了。 “苏洪波用这种神秘感,来营造一种大家要攀附他,要通过他搭梯子进圈子的一种目的。他是想,你们最后都要归顺到我这里,要听我摆布,要受我使用。”与苏洪波有交往的一名云南干部反思说。 另一名与苏洪波有交往的云南干部在检查材料中如实陈述了当时的心态:我与苏洪波交往,参与苏洪波张罗的秦光荣的交往活动,是想通过他结交讨好秦光荣,通过进“圈子”搞人身依附。 “苏洪波一靠计谋圈住高级干部,二靠高级干部为其站台撑面子,三靠高级干部的所谓青睐吸引其他干部靠近他,四靠组成自己的官商圈子,其最终目的就是四个字:获取利益。”办案人员说,“仔细想想,其实很匪夷所思。一个普普通通的商人,稍使手段,一些干部就失去了基本的立场和政治鉴别力,把党性、把原则放到一边,去依附、相信一个商人。” 颐指气使,严重破坏政治生态 正常的晋升之路被秦光荣、曹建方、苏洪波等人破坏,正道被堵,邪路大开,埋头苦干的“老黄牛”得不到提拔重用,善于投机攀附的人却平步青云,用人导向被严重扭曲。 秦光荣担任省委书记后,对苏洪波既忌惮畏惧又讨好拉拢,在选用干部时,秦光荣主动向苏洪波表示:“你有什么合适的人可以推荐过来”“要换届了,你有什么干部你只管说”。 只要是苏洪波向秦光荣推荐的干部,秦光荣都予以关照或重用。云南省原国土资源厅厅长林耘埜就是通过搭上苏洪波的关系,一步步走上了副厅级、正厅级领导岗位。 “秦光荣当省长,我把林耘埜跟秦光荣做了引荐。后来林耘埜给我打电话,他讲苏总,谢谢你啊,领导已经跟他说了,他当厅长了。”苏洪波说。 堂堂的厅长职位,居然被苏洪波这样一个政治掮客搞定了,令人不寒而栗,所造成的影响可想而知。 “我弄这个小圈子,肯定我有我的想法,可能今后我有什么事情要找人家,方便一些。”苏洪波说,“你要说我不享受这个圈子,也是假话,我也享受这种感觉,享受这种感觉到后来都忘了自己是干什么的了。” 苏洪波对云南政治生态造成严重破坏,其根本是不同利益者的“相互关系”。苏洪波“谋财”,白恩培、秦光荣之流谋求政治资本和自身利益,与苏洪波形成所谓“共鸣”。一些云南干部为了攀高枝、乘风而上,必然会走入苏洪波的“圈子”。这样,一个“怪圈”就形成了,各怀鬼胎,各取利益。“上船、搭桥”,多方利益交织在了一起。 “我跟秦光荣我就明说了,我说,领导希望你能跟我去站下台,昆明市我打交道比较少,你能不能跟我撑撑面子。他说,可以啊,去。”苏洪波说。 苏洪波通过秦光荣等打招呼,违规获取工程建设项目;向重点资源领域等推荐、安插干部,获取这些领域的工程建设项目等,在云南攫取巨额经济利益,例如,仅环湖南路等工程,苏洪波就获利1.3亿元。 苏洪波充当云南“地下组织部长”这些年,对云南干部影响非常大。他通过充当政治掮客,捞取政治资本,获取一些云南干部的信任,把政治资本和政治外衣转化为攫取经济利益的资本,进而把手伸向经济领域,而一些云南干部则成为他获取利益的棋子、工具。 秦光荣在其忏悔录中,承认了自己违背党的组织路线,拿组织原则作交易,导致选人用人不良风气盛行的恶果,承认了自己想通过苏洪波攀高枝,谋取更高职位的愿望。他在忏悔录中写道:作为省委书记,我的这些行为,助长了云南个别干部找靠山、“接天线”、走捷径的心理。这种风气蔓延开来,也给云南一些政治骗子、政治掮客创造了生存空间。其中最典型的就是苏洪波……我担任省委书记后,不仅没有处理他,反而看重他所谓的关系背景,对其既讨好拉拢又忌惮畏惧,在一些干部问题上也听从他的意见,姑息纵容苏洪波继续狐假虎威,助长了苏洪波的嚣张气焰和狂妄行为。 苏洪波看上了秦光荣的“权重”,从而利用这一层关系,一到有干部调整时,苏洪波就到秦家游说,向秦光荣推荐干部。 秦光荣等在干部的使用上,就成了“唯圈”论,圈子里的人,如曹建方、蒋兆岗、万仁礼等,给予提拔重用;“唯利”论,唯利是图。秦光荣赤裸裸地拿组织原则做交易、送人情,导致云南一些地方和部门政商勾结,利益集团坐大,不法商人成为其中的主角和纽带,对政治生态造成严重破坏。 苏洪波善于钻营和投机,善于察言观色,善交际,会忽悠,是典型的政治投机倒把者。一些云南干部就千方百计地通过苏洪波这个“桥”,渡到秦光荣的“岸”,最后,秦光荣、曹建方等人与苏洪波互相勾结、相互利用、各取所需。 正常的晋升之路被秦光荣、曹建方、苏洪波等人破坏,正道被堵,邪路大开,埋头苦干的“老黄牛”得不到提拔重用,善于投机攀附的人却平步青云,用人导向被严重扭曲,起到了极坏的示范效应。苏洪波的所作所为严重破坏了云南的政治生态。 “以我自己的经历和苏洪波的交往,我觉得任何一个领导干部都是要自己靠自己的本事努力去干!这样得到了,你也能够踏踏实实的,也能够睡到安稳的觉,一旦你进入圈子,从现在来看这个感觉自己是占了便宜,但是从长远说,随着我们国家的治理越来越法治化,越来越规范了,可能最后得不偿失,失去的会更多。”林耘埜忏悔说。 “教训是非常深刻的,对组织,对用人,带来了很不好的影响。我也非常惭愧,特别是自己生在这个地方长在这个地方。对干部的推荐使用出现了这些问题,确实是对不起组织,对不起云南。”曹建方忏悔说。 “秦光荣、曹建方等与苏洪波沆瀣一气,他们的所作所为违背党的组织路线,扭曲了用人导向,违规选拔任用干部,助长了云南干部队伍中搭天线、找靠山、走捷径的歪风邪气,对政治生态造成了严重破坏。”办案人员表示。 当前,按照云南省委十届八次全会的安排部署,一场汲取秦光荣案深刻教训专题民主生活会以及“肃流毒、除影响、清源头、树正气”专项整治活动正在全省展开。(本报记者 王珍 何咏坤)

罗必良:疫情高发期农业发展的新挑战与新思维

罗必良:疫情高发期农业发展的新挑战与新思维
【提 要】由于农业生产的自然依赖性高、产出的可连续性弱、产品的贮存周期短和需求的可调节性低,所以农业本身具有强易损性。伴随全球生物性公共安全事件进入高频爆发期,农业原有的易损性被进一步负面强化,加剧了农产品生产、消费和贸易的不确定性。基于疫情高发情景及其对农业发展影响的深刻性,重构中国农业发展的新思维势在必行。本文认为,经济发展重心应向农业、农村倾斜,即从以城市为中心的经济增长,转为以县城及中心镇为重点的城乡融合;农业发展重心应向安全、稳定转移,即从追求农业规模经济性和效率改进,转为农业产品供应和生产环境安全;农业安全重心应向功能、效益兼顾,即从以产量提升促进安全思路,转为以功能拓展促进农业安全。疫情高发期的农业发展:新挑战与新思维 农业生产因其自然依赖性高、产出的可连续性弱、产品的贮存周期短和需求的可调节性低等特点,而具有强易损性。在疫情高频爆发期,农业原有的易损性将不可避免地被进一步负面强化。在全球进入疫情高频爆发期的特殊背景下,农产品生产、消费和贸易的不确定性必将进一步加深。如何有效规避疫情高发对农业发展及社会经济的影响,确保国家农业安全,是应该深入思考的问题。本文拟从21世纪以来爆发的数次疫情入手,在归纳其特征的基础上,揭示疫情高发期农业部门的易损性,分析农业发展面临的新挑战,阐明中国农业发展的新思维,以期为疫情频发背景下农业发展的策略选择提供有益的启迪。 1 全球进入疫情高频爆发期 2019年底发生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在被世界卫生组织定义为全球大流行病之后,依然在全球范围内持续蔓延,至2020年4月18日已造成超过230万人感染,累计死亡16.11万人。同被列为全球大流行病的还有2009 2010年在美国爆发,并扩展至100多个国家的H1N1流感疫情,造成全球15万以上人死亡。在两次全球大流行病之间,2014-2016年在非洲爆发而蔓延至意大利和美国等10个国家的埃博拉疫情,感染人数近3万,致死率高达40%。即便是在中国,距离上一次病毒疫情大规模爆发也没超过20年。2002-2003年,SARS冠状病毒引发的非典型肺炎疫情在中国广东爆发,死亡率约为11%。全世界在十年之内两度发生全球大流行病,中国也在二十年之内两次爆发大规模疫情,足以证明全球生物性公共卫生事件进入高频爆发期。因为先前大规模的疫情爆发还是1918 1920年的西班牙大流感,造成全球5亿人感染,超过1700万人口死亡。 与此同时,流行病也在家禽和牲畜中传播。例如被世界卫生组织列为A类动物疫病的高致病性禽流感,其H5N8亚型病毒2020年在沙特阿拉伯爆发,导致38.5万只鸟类被扑杀,世界卫生组织已发出禽流感可能大规模爆发的预警。仅2017年,全球57个国家和地区报告1860起高致病性禽流感疫情,发病280万只,病死210万只,销毁1200万只。高致病性禽流感也存在感染人的风险,世界卫生组织统计数据显示,2003-2015年3月,包括中国在内的16个国家的826人感染H5N1病毒,致死率为53.27%。同样值得关注的还有肆虐全球的非洲猪瘟,这一烈性传染疾病,发病率和死亡率高达100%。2018年广泛爆发以来,非洲猪瘟的影响持续至今,突出表现为造成猪肉价格的持续、大幅波动。中国是猪肉消费大国,欧洲是我国猪肉进口的重要地区。然而2018-2019年,欧洲猪肉价格涨幅高达31%,猪崽价格的涨幅则高达56%。 综观历次发生的生物性公共安全事件,可以发现三方面的显著特征: 1.人类认知的有限性 虽然现代医疗科技的进步有目共睹,然而无论是对主要感染人的新型冠状病毒,还是对主要感染禽类的高致病性禽流感和主要感染猪的非洲猪瘟,人类的认识都相对有限且滞后。这些流行病毒的传染源定位、致病机理探索、变异风险评估和抗毒疫苗研发等,都存在诸多的未知性和不确定性,从而引致极高的安全风险。甚至爆发于21世纪之初的SARS病毒,其自然宿主和传播路径仍无定论,原先所追溯到的果子狸被证明是从自然宿主到人的中间宿主,而非自然宿主。 2.病毒传播的变异性 病毒在传播过程中可能发生变异,从而为病毒的控制带来更高挑战。例如,高致病性禽流感已产生H5N1、H5N6、H5N8和H7N9等多个亚型。其在全球爆发的亚型既呈现出空间层面异质性,即不同国家和地区同时期感染的亚型存在显著差异;又表现出时间层面的异质性,即同一国家在不同时期感染的亚型也存在显著差异。例如中国在2013年之前流行的亚型主要是H5N1,之后流行的主要是H5N6和H7N9等。所以,目前对于流行病爆发的处置,多采用被动的隔离策略,对畜禽实施大规模捕杀,对人则实施完全的隔离治疗,但这并不能从根本上消除病毒的威胁。 3.高密度人口的威胁性 由全球化、城市化以及交通便利化所带来的人口集聚性与流动性,加剧病毒在空间和时间尺度上的传播。社会学中的 六度分离 指出,只需要跨越六度分离即可建立起任何两个人间的联系,从而揭示出现代社会网络的连通性特征。虽然病毒传播的 门槛效应 理论认为,疫病的蔓延具有人口密度阈值(如麻疹通常在不低于50万人规模的区域才爆发),然而人口过百万的城市已遍布全球,阈值的影响已极为薄弱,同时伴随高密度的国际交往,病毒的传染力呈现出多米诺式的放大效应,可以在极短时间内跨越广泛的疆域感染不同的大陆。例如,同被定义为冠状病毒,COVID-19虽然病死率低于 非典 ,但其表现出更广的传播范围和更快的传播速度,短期内在亚洲、欧洲和美洲等的150多个国家造成的感染病例数和死亡病例数远超21世纪初出现的SARS病毒,这让我们不能不对当今世界高密度的人口及高密度的国际交流重新审视。 由于人类对病毒的认知有限,病毒本身又可能变异出诸多分型,加之人口分布的高密性、聚集性和流动性特征,当前病毒的易感性(感染病毒的概率)和严重性(遭受伤害的程度)均呈现增强的态势,全球生物性公共安全事件不仅频率增加,而且影响也在加重。人类正面临着一个前所未有的不确定性未来。 2 疫情高发期农业部门的易损性 长期以来,全球化以及国际分工的深化使得各国均无法在公共卫生事件的影响中置之度外,而农业部门固有的特征使其在全球公共卫生事件的高频率、大规模爆发时期表现出更强的易损性。 1.农业生产的自然依赖度高 农业生产的自然依赖性表现为两个方面,其一是环境的依赖性,表现为作物的生长需要适宜的气温和降水;其二是资源的依赖性,表现为作物生长需要适宜的灌溉水源和土壤条件[14]。由于不同地域的自然禀赋存在极大差异,造成各地区适宜种养的动植物品类不同,从而形成地区乃至国际贸易中的比较优势。自然依赖度高,是农业易损性强的重要诱因。一旦优势产出遭遇干旱、洪涝、大风等极端天气,或者遭遇病害(如非洲猪瘟)或者虫害侵袭(如非洲蝗灾),则会出现产量的大幅削减,随之而来的就是市场价格的激增和劣势产区的供应短缺。由于人类活动引致的自然生态破坏,极端天气与病虫害爆发的频率与严重性增加,造成农业产出的不确定性增强。 2.农业产出的可连续性弱 在COVID-19疫情下,口罩等工业产品可以每天24小时连续不间断生产,形成产出的连续性,尚不足以满足需求。而囿于动植物生产的生命周期性和节律性特征,农业产出具有显著季节性特征。改善产出连续性的思路主要是技术改进与替代品生产。虽然农业科技的进步,如温室大棚的广泛运用,在一定程度上能够突破农业产出的季节性局限,然远未达成像工业产品那样对市场需求不间断地满足。同时在需求旺盛情形下,工业替代品的生产门槛较低,而农业替代品的生产则面临土地和劳动力等多重要素约束,由此表现出弱可替代性。因此,农业产出不仅有着空间层面的非均衡性,在时间层面也具有非均衡性。 3.农业产品的贮存周期短 解决产出不连续问题的重要方式是维持安全库存,但是农产品的易腐性决定了可贮存周期均相对有限。考虑农业产出的非连续性特征以及公共卫生事件的突发性,如何确定安全库存就成为难题。如果库存量过高,可能造成严重的浪费问题和财政负担,而库存量过低,则可能引发供应的安全风险。例如,此次COVID-19疫情爆发之前,我国粮食库存始终处于高位运行状态,然而即便如此,越南等国封锁粮食出口通道的消息一经披露,国内即刻出现忧虑粮食短缺的局部恐慌,民众的粮食囤积现象在多地发生。 4.农业需求的可调节性低 由于生产的自然依赖性、产出的非连续性以及贮存的短周期性,农产品市场供应的可调节性相对不足。更不容乐观的是,农产品消费需求的可调节性也极为有限。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中,对食物的需求是最为基本的生存需求,人类需要通过食品的摄入获取足够的营养以维持身体机能的正常运转。所以短期内对食品需求量的调整空间微乎其微,即便是引导居民调整优化饮食结构的努力都面临极强的行为惯性阻碍。民以食为天,农业部门的首要职责和功能正是保证社会所需的食品供给,食品供给则是关系国计民生的根本性问题,一旦出现食品短缺,哪怕只是疫情影响下居民对食品短缺的心理恐慌,也极易引发社会不稳定。 3 疫情高发期农业发展的新挑战 如果说生产的自然依赖性、产出的非连续性、贮存的短周期性以及消费的低可控性属于农业所固有的易损性,那么高发的全球公共卫生事件则不仅仅是加剧其原有的易损性,而且正在引发前所未有的农业发展新挑战。其中,三方面的挑战尤为引人注目。 1.生产的不确定性 如前所述,公共安全事件具有时间的突发性、传播的广泛性和影响的严重性特征,加之人类对于公共安全事件的成因、传播和预防认知均极为有限,所以尚无法在爆发前对可能发生事件做出充分的应对预案,只能在爆发后采取被动的应对策略。事后的被动策略一方面意味着付出高昂的治理成本,另一方面可能加剧事件的负面影响。例如非洲猪瘟和高致病性禽流感在我国爆发后,所采取的主要策略即为大面积捕杀,这不仅给养殖户带来严重的经济损失,也给基层政府工作人员带来过重的工作负担。同时,为切断病毒传播的潜在传染源,畜禽的捕杀范围不仅包括已感染群体,甚至包括易感染群体,由此造成的经济损失和捕杀工作强度数倍增长。农户的经济损失可能诱发其生计可持续的威胁,从而影响农村稳定。更为严重的是,农产品的产量或质量损失可能诱发粮食安全和食品安全风险,继而对整个社会的稳定健康发展造成影响。 2.消费的不确定性 突发的公共安全事件会刺激民众敏感的神经,充分的食品储备被证明能够增强民众应对疫情的信心,所以即便是在美国,COVID-19疫情爆发后,多地超市的食品供应也出现暂时缺货现象[23]。需要指出的是,技术进步使得信息的传播速度与日俱增,普通民众的信息可得性也显著增强。疫情的爆发会加剧民众对相关信息的关注度与敏感度,而为追求信息传播的速度,大量未经充分验证的信息被披露,由于普通民众并不具备自行甄别信息真伪的能力,因此存在被别有意图信息误导的可能。譬如,中国从越南进口稻米的份额非常有限,但越南出口禁令被大肆渲染后,囤货现象立即发生。而少数人的囤货行为经由个人社交媒体扩散后,可能加剧其社交网络的焦虑情绪和跟随行为,形成大面积的囤货局面。盲目的囤货行为极有可能扰乱正常的市场秩序,造成严重后果。 3.贸易的不确定性 疫情爆发会助推各国对本国农产品供应风险的预估,主要农产品出口国可能压缩其出口额,扩充战略储备以保证国内市场需求的满足,进口国则可能扩大其进口额,以应对可能出现的出口禁令及随之产生的缺货风险。于是,农产品贸易会成为国家间谈判的重要筹码,具备重要农产品比较优势的国家和地区会掌握谈判话语权。同疫情爆发前主观的贸易控制不同,疫情爆发后农产品贸易自由度会出现客观的缩减。因为疫情中心国家或地区原先用于出口的优势农产品由于存在携带病毒的风险,可能被列入禁止进口目录,而依赖进口的劣势农产品则由于原先出口国家的交通管制措施,而需要延期甚至无法被运抵本国。COVID-19疫情在中国爆发后,美国、英国、法国和俄罗斯等多国迅速采取措施,或者限制中国部分农产品品类的出口,或者实施港口的交通管制措施;而就在中国疫情得以有效控制的时候,COVID-19在欧洲、美洲的蔓延,又使得猪肉等农产品的进口受阻。 4 疫情高发期农业发展的新思维 频发的公共安全事件使得原本就具有极高易损性的农业面临生产、需求和贸易等多重不确定性,从而陷入高风险境地。与传统的农业部门风险不同,公共安全事件爆发的全球性特征可能使得既有的国际分工格局被打破,甚至出现撕裂与扭曲。中国是人口大国,是农民大国。在疫情高发情形下,重构农业发展的新思维势在必行。 1.经济发展重心向农业、农村倾斜 一个日益城市化和相互连通的世界正面临着来自新型传染病的巨大威胁,而COVID-19疫情所再次凸显的 城市脆弱 ,为反思以城市为中心的增长模式,推进中国的农村城镇化提供了契机。虽然大城市在聚集优势资源、辐射带动周边城镇等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但在疫情的频繁冲击下,其吸纳农村人口与农民工就业的能力逐步被削弱。虽然以交通堵塞、环境污染、居住拥挤、节奏紧张等为代表的城市病已经受到广泛重视,但比起人类缺乏深入了解的传染性病毒,这些城市病都显得无足重轻。在历数的城市病中,可能没有任何一项弊端比得上病毒的高传染性与高致病性,以及由此造成的生命威胁、身心损伤和经济打击。适当放弃过密城市化所牺牲的经济效率代价,远不及疫病爆发所带来的伤亡、心理恐慌、财产损失以及秩序混乱所导致的社会成本。必须承认,病毒及其疫病风险将构成人类的长期挑战。因此,一个有效率且能够规避风险的新型城镇化模式,应该有助于增强农业吸引力,促进乡村振兴,推进城乡融合。其中,县城及中心镇是县域经济发展的增长极。着力发展县城和中心镇的益处表现为三方面,其一,促进农民就近转移,从而降低农地被弃耕和抛荒的比率,强化农业的安全保障;其二,发展县域经济,推进城乡融合,有助于农民工的就业稳定与农村人口的城镇化;其三,较之于大城市,县城的食品供应更依托本地食品,从而表现出更高的自给率,也就意味着更强的风险抵御力;其四,能够避免大规模的人口跨区流动,从而降低疫病传播风险,且县城规模适度、可控性强。在此次COVID-19疫情中,化整为零的逻辑,具体表现为以社区为单元的防控与网格化治理,就显示出良好的疫情遏制绩效。 2.农业发展重心向安全、稳定转移 中国农业发展的目标谋求的是农业现代化,致力于通过农地确权推动土地流转和集中,开展农业规模经营,继而推动先进技术与装备的采纳。然而,农地规模经营势必造成大量农民离地甚至离农,从而在城市经济不景气情形下,特别是疫情冲击造成的失业率激增时,形成社会安定的重大威胁。同时,土地规模经营也可能造成农业经营掌握在少数社会资本主体手中,不利于经营风险的分散和防控。所以,在不确定环境中,农业发展的重心不应是追求规模和效率的扩张,而更应该注重风险的规避和安全的巩固。农业安全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农产品数量安全和结构安全,保持粮食作物等重要农产品的自给自足,同时保证种养结构能够覆盖人体所需的营养供给;二是农业资源安全和环境安全,由于农业生产具有高度的自然依赖性,保护自然生态才能为农业生产提供可持续的资源环境供给能力。提升县城与中心镇的增长极作用,激发农村活力,而且能够强化其生态安全与社会安全的 稳定器 功能。 3.农业安全重心向功能、效益兼顾 为增强农业吸引力、促进县域经济发展,以维护农业安全,就需要增强务农的附加价值,使得务农的收入不低于甚至高于务工收入。而提升农业附加价值的重要思路就在于纵深挖掘农业的多元价值。当前对于农业的价值定位以产品供给功能为主,但是囿于农业的生存保障特性,考虑社会安定问题,价格调整的幅度相对有限。而在产品供给之外,农业还具有生态功能和人文功能。其中,生态功能强调农业生产活动同自然的和谐,贡献于水土保持、土壤肥力改进和生物多样性维护等。绿色农业发展恰恰契合农业的生态功能,通过采用生物质肥料或者生物农药,既有利于缓解环境压力,又可以通过绿色农产品认证获得产品的价格溢价。人文功能强调农业对农耕文明和乡土文化的传承,主要的表现形式包括休闲农业和乡愁产品。一方面可以鼓励农业与服务业的融合,发展农业旅游服务,另一方面可以结合地域独特的农业文化,培育地理标志农产品以满足舌尖上的味道需求。农业多元功能的挖掘不仅能够增加农民的功能性增收,分享价值链收益,而且能够由此增进对农业风险的抵御力,增强中国农村社会的稳定性。盘活农村资源、挖掘功能红利、活跃乡村经济、拉动城乡消费,将助推中国经济投资拉动型向内需推动型的战略性转变。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 乡村振兴战略实施中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及其协调研究 (71933004);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项目 长江经济带农业绿色发展模式仿真、结构优化与主体博弈 (2019T120736);中国工程院部重点咨询研究项目 农业产业竞争力提升战略研究 (2020-XZ-20)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罗必良,华南农业大学国家农业制度与发展研究院;来源:昆仑策网,转编自 乡村发现 ,原载《华中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王毅同斯洛伐克外长科尔乔克通电话

王毅同斯洛伐克外长科尔乔克通电话
(抗击新冠肺炎)王毅同斯洛伐克外长科尔乔克通电话  中新社北京5月7日电 中国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王毅5月6日应约同斯洛伐克外长科尔乔克通电话。  王毅表示,中国和斯洛伐克相距遥远、国情不同,但两国人民有着传统友好,值得珍惜弘扬。中方赞赏斯新政府将发展对华关系作为外交优先方向,祝愿斯新政府带领斯人民走出一条符合本国国情的成功之路,愿在相互尊重和平等互利基础上同斯方深化各领域合作,开展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中国始终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维护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始终坚持多边主义,反对单边行径,愿同斯加强在国际事务中的协调与合作。  王毅表示,疫情对世界经济造成重大冲击,各国均面临复工复产、恢复经济发展的重要任务。中方愿同斯方一道,积极开展联防联控,在严格防止疫情反弹前提下,有序恢复正常经贸往来,并共同维护多边贸易体制,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  王毅指出,中国最早向世卫组织报告了疫情,体现了中国的负责任态度,但最早报告并不等于就是病毒源头。病毒溯源问题应交由专业人士,在全球范围内进行不受政治干扰的研究。在这个科学问题上,任何政治操弄都是苍白无力的。  王毅说,疫情发生以来,中国已经向150多个国家以及若干国际组织提供了急需的医疗物资援助。这种帮助没有任何附加条件,没有任何地缘政治考量,体现的是中国的大国责任担当、人道主义情怀和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积极践行。世间自有公理正义,事实终将战胜谎言。人类就是在不断克服各种病毒中发展壮大起来的,这次也终将战胜新冠病毒并以此为契机,加强全球公共卫生体系,提高公共卫生治理能力。  科尔乔克表示,斯中两国有着传统友好,双边合作潜力巨大,斯洛伐克新政府始终奉行一个中国政策,将发展对华关系、深化双方合作作为斯外交政策的优先方向。作为欧盟成员,斯坚定支持多边主义,视中国为国际舞台上的重要合作伙伴,愿在国际事务中加强同中方的协调合作。斯方感谢中方为斯抗疫及时提供帮助,期待同中方加强沟通协调,共同应对疫情给两国经济造成的冲击。斯方同意病毒溯源问题是个科学问题,应当交给专业人士去研究。(完)

郭松民:从《软埋》到“日记”——评方方的“关于极左”

郭松民:从《软埋》到“日记”——评方方的“关于极左”
01 3月25日,方方女士发出了她最后一篇日记,我写了一篇《评方方 日记 :始于谣言,终于谣言》,觉得该说的都说了。 但是,今天(5月3日),看到方方女士在微博上贴出的 关于极左 一文,就觉得还有再说几句的必要,因为其中涉及到2017年对《软埋》的批判,方方女士也在文中对我进行了 不点名的点名 。 02 三年的时间里,因为《软埋》和 日记 ,同方方女士两次交手,深感此人一点光明正大的气概也没有。 写文艺批评文章,我一直有这样三个原则: 第一,真名实姓,文责自负; 第二,对批评对象,指名道姓。因为深信自己的批评都是 对文不对人 ,目的是为了促进文艺创作水平的不断提高,绝非个人恩怨; 第三,赞成什么,反对什么,旗帜鲜明,不屑于隐瞒自己的观点。 反观方方女士,尽管她是著名作家,占据 省作协主席 的高位(2007~2018),却从来不敢正面回应批判,只是吞吞吐吐,躲躲藏藏地海骂 极左 。 但,究竟谁是 极左 ? 极左 的观点究竟是什么?她又从来不肯明说。 一开始,还认为这是方方女士的傲慢,后来才意识到,这不过是一种虚伪和狡猾,当然更是一种卑鄙的怯懦。 为什么呢?因为她如果正面回应了批评,那些被蒙蔽的支持者、同情者就会去看批评者的文章,就会发现大部分批评者是在摆事实,讲道理。这样一来,她也就无法对 极左 妖魔化了,更无法靠虚构被 极左 迫害的悲情来动员同道和拥趸了,她的一切错谬和仇恨就全部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她还怎么混下去呢? 的确,在真理面前,方方女士就是不能见光的小强。 不过,尽管方方女士费尽心机,也不过是稍稍推迟了一点自己破产的时间而已,类似她这样为已经被推翻的地主阶级哭坟,向国外反华势力递刀子的人,破产是必然的,不破产是不可能的。 03 方方女士在 关于极左 一文中写道 2016年夏,我出版了长篇小说《软埋》。次年春天,突然莫名地遭遇批判,就像这次一样。一些人仿佛约好一般,群起而攻击。 关于这个问题,我是有一点发言权的。 2017年2月28日,我在自己的公众号上推送了一篇评论《软埋》的文章《地主阶级的仇恨与痛苦 评颠覆土改历史的小说 软埋 》,这是2017年第一篇批判《软埋》的文章,就此拉开了批判《软埋》的序幕。 对我来说,之所以要批判《软埋》,纯粹是出于偶然 在一位朋友那里看到了这本小说,读过之后,如鲠在喉,不吐不快,我个人又比较喜欢写文艺评论,于是就有了这篇文章。 方方说 仿佛约好一般,群起而攻击 ,则纯属恶意构陷,以换取廉价的同情。 在2月28日之后,的确出现了很多批判文章,但所有这些文章,都具有两个特征:一是民间性;二是自发性。 官媒和这次批判方方女士的 日记 一样,保持了沉默。有关方面对方方女士采取了庇护态度,删除了大量批判文章,还查封了一批自媒体。 我自媒体上的批判文章,在此后的一段时间里,也被一股莫名的力量非常细心地一一删除,新文章中出现《软埋》两字,则根本发不出来,只能写成《车欠土里》。 04 民间为什么会出现批判《软埋》的浪潮? 这主要是因为《软埋》颠覆了新中国的立国之本 土地改革。 正如我在《地主阶级的仇恨与痛苦 评颠覆土改历史的小说 软埋 》一文中所概括的那样: 《软埋》和于建嵘去年发表的《我的父亲是流氓》可谓互为表里 《我的父亲是流氓》把共产党的土改干部描绘成流氓无赖,《软埋》则把土改的对象 地主,描绘成完全无辜的受害者。他们一起从道德上否定了土改的正当性。陆家惨遭灭门,不仅彰显了土改是毫无积极意义的浩劫,而且也是XX党忘恩负义。两部小说的终极指向,则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正当性、正义性,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正当性、正义性! 方方女士在她 关于极左 一文中假装无辜地说: 那一年,我有些懵,不知道这种批判因何而起,来自何人。 方方女士,你真的不知道 这种批判因何而起,来自何人 吗? 好吧,我来告诉你:你否定土地改革,就得罪了亿万翻身农民的后代,你否定了新中国的正当性和正义性,就得罪了亿万爱国者,这就是你受到批判的原因,也正是这些人在批判你! 你有什么不服气吗?这些人都在那里,我也在这里,请亮剑吧! 05 后来我才知道,早在2016年,就有学者写了一篇批判的《软埋》文章,遗憾的是没有在公共舆论场引起相应反响。 在第一篇文章之后,我又连续写了八篇评论《软埋》的文章,时间和标题如下 3月3日,《土改绝非 灭门运动 再评 软埋 》 3月4日,《东食西宿的奇特现象 三评 软埋 》 3月7日,《还乡团没做到的事情,他们能做到吗? 四评 软埋 》 3月16日,《试看今日之域中,竟是谁家之天下? 五评 软埋 》 3月24日,《方方主席的棍子与帽子 六评 软埋 》 4月27日,《评方方获奖: 批判性 的利刃图穷匕现! 七评 软埋 》 5月1日,《致方方:作家应该有一个干净的灵魂 八评 软埋 》 5月14日,《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 叛徒神气什么? 九评 软埋 》 方方女士在她的 关于极左 一文中,以她一贯信口雌黄方式说: 当年因为没有公众号,也没有打赏,为此,那一次论战,不必抢人眼球,更不必编出耸人听闻的谣言来追求流量,以谋求打赏。 方方女士真是造谣造得太多了,以至于连她自己都被自己的谣言欺骗了。 实际情况是,我在2014年就开始使用公众号了,2017年春天,我批判《软埋》的所有文章,都是首发在公众号上,然后才有一些网站转载。 我的公众号文章,是有一些网友 赞赏 ,这是他们对自媒体写作者的一种真诚支持,既没有任何强制性,数量也非常有限。 我对赞赏者心怀感激,但绝不是为了 谋求打赏 而写作,这和方方女士为了美元、欧元和日元而写作,用 日记 的形式把良心和祖国一起出卖有本质的区别。 06 方方女士在她 关于极左 一文中,还以她习惯性的 也有朋友告知说 、 有人告诉我 这种传递谣言的方式,把对《软埋》的批判和 乌有之乡网站 捆绑在一起。 她为什么要这么做呢?因为 乌有之乡 已经高度标签化了,把批判者和 乌有之乡 捆绑在一起,则她制作 极左 稻草人的工作就完成了一半。 我当年就在微博上对方方女士的这种捆绑做了批驳。 乌有之乡网站 和其他一些爱国网站一样,都转载了不少批判《软埋》的文章,但这完全不等于就是 乌有之乡 组织了对《软埋》的批判,方方女士难道连这样最基本的逻辑关系都搞不明白吗? 方方女士以自欺欺人的语气评价对《软埋》的批判, 后来,这事不了了之。没有胜负。 真是这样吗?既然如此,方方女士何至于到了今天还是不能释怀呢? 在我看来,这场大讨论非常成功,因为澄清了很多大是大非问题,包括 为什么没有土改就没有中国的工业化? 地主阶级为什么是一个必须被历史淘汰的没落阶级? 土地改革与中国革命 ,等等。 这场批判也奠定了方方女士今天彻底破产,四面楚歌的基础。 07 在 关于极左 一文中,方方女士也提到了这次对 日记 的批判。 相当荣幸,我又是第一个站出来批判方方《武汉日记》的人! 方方写道: 几天后,有人传给我一篇公众号文,这应该是我看到的第一篇对我日记进行讨伐的文章,它发表于2月6日。写作者,正是当年批判我的小说最勤奋的一个人。 这位 批判我的小说最勤奋的一个人 ,就是我!文章标题为《评方方的 枉死论 :你对得起武汉吗?》。 不过,方方女士说错了时间,文章是2月5日发表的。 此时,方方女士的 日记 刚刚开始连载一个多星期,风头一时无两,她本人也顾盼自雄,有点找不到北。但我已经发现,方方女士的 日记 存在严重问题。 我在文章中写道,方方 日记 没有什么新鲜的内容,多的是一些灰黑的网络段子,看来,虽然身处武汉围城,但作协前主席仍然与真正的抗疫前线相距甚远,只能到虚拟空间去寻找创作素材了。 在文章中,我对方方女士进行了苦口婆心的善意提醒,希望她不要太在意名利,能够 把精力放到创作上来 ,更不要 对所有干部和医护人员进行有罪推定 ,也不要 把工作中的失误、错误和蓄意犯罪混为一谈。 方方女士在她的文章引用了我文章中的一段话,我也同样引用一次: 把所有因病去世的人说成是含冤而死的 枉死者 ,借以在自己拥趸中掀起仇恨和歇斯底里的情绪,这和香港的动乱中,躲在废青背后的 大台 的所作所为是一样的,作协前主席方方想达到的目的究竟是什么呢? 方方女士,请把这段话默诵100遍,再问问自己,我的质疑有错吗? 当一场未知疫病突然来袭时,什么样的体制能保证一个人都不会被病毒击倒?每一个病死者都是 枉死者 吗?在疫情十万火急,抗疫战线历尽艰辛刚刚组织起来时候,你要 一层一层追究,一个也不放过 地搞肃反式清算,不是故意破坏抗疫又是什么呢? 方方女士在她的文章中,自欺欺人地说,批判她 日记 的那些人, 还是三年前的那些人,文章也还是三年前的水平和腔调。 真是这样吗? 三年前有diss《内圆外方》这首歌吗?三年前有你在B站遭受的如倾盆大雨一样的弹幕嘲弄吗? 为什么方方女士连最起码的面对现实的勇气都没有呢?你知道你这种强作镇定的形象有多么滑稽、多么可怜吗? 08 方方女士这篇文章的标题是 关于极左 ,我非常认真地读了好几遍,希望从文章找到方方女士关于 极左 定义,包括内涵与外延。 很失望,方方女士没有对 极左 的概念做任何界定, 极左 仍然是一顶可以被她拿来随意扣到任何人头上的一顶帽子。 但毫无疑问,我就是方方女士要找的 极左 。 但我和方方女士素昧平生,从未谋面,也绝无私仇。 她认定我是极左,主要是因为三年来,我两次站出来对她进行批判。 第一次, 2017年,批判方方的《软埋》,是因为方方在这部小说污蔑了土地改革,否定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否定了新中国的正当性、正义性; 第二次, 2020年,批判方方的《武汉日记》,是因为方方在 日记 中散播谣言,蓄意抹黑中国的抗疫斗争,在西方反华势力试图把疫病造成的灾难栽赃到中国头上时,起到了里应外合的作用。 如果维护新民主主义革命就是 极左 ,如果维护新中国就是 极左 ,如果不愿意自己的祖国受到恶意诋毁就是 极左 ,那么,这个 极左 我当定了! 09 几年前,为了维护狼牙山五壮士的荣誉,我曾被旧炎黄春秋集团告上法庭。 今天,因为还有一点朴素的爱国情感,又被汪主席扣上 极左 的帽子,真是何其幸运? 苏联解体前,列宁、斯大林、十月革命都被诋毁,迫于苏联的 汪主席 们制造的 保守 、 反改革 一类政治帽子的压力,除了列宁格勒工学院女教师尼娜 安德烈耶娃写了一篇《我不能放弃原则》的文章外,没有人敢出来讲话,是为 竟无一人是男儿 。 现在,阵线已经分明,谁想要干什么,大家都清清楚楚。 我想告诉方方女士的是,不要幻想重演苏联那一幕! 你不要假装还爱这个国家,不要再用言不由衷的 两个绝对 蓄意欺骗世人,我们也不会假装相信你的假装。 热爱新中国的人很多,这些天,你已经见识到了。 绝大多数中国人,都是新中国的受益者,我也是其中之一。 我们,绝不允许你们降下五星红旗! 我们,绝不允许你们取下天安门城楼上的毛主席像! 我们,也绝不允许你们用背后捅刀子的方式伤害中国! 这就是我,作为一个 极左 对你、你的同道及你的拥趸们的最后忠告!